第二章
6.试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特点。
答:百家争鸣横贯春秋战国,其特点主要在于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更像学者、教师,他们或是宁静地思考,或是广招门徒。春秋时期的思想家,老子像学者,孔子、墨子则像老师。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更像辩士,他们的思想基础一般在春秋时业经前辈创立,他们的作为是在学派间的争论中,捍卫并发展本学派的主。所以,前期的著作多是对老师或创始人思想的语录,后期则多争的论说。另一点更重要,诸子百家与时代的互动和相互选择。各?派都在不断调整和深化自己的理论,努力适应着社会的要求。学派与学派之间也不断地在相互争鸣中相互吸收、相互影响。
7.试述秦汉时期打击匈奴的不同后果。
答:在秦统一中国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业已强大,并趁中原内战之际,进占河南(今内蒙伊克昭盟)之地。秦始皇三十二年,秦朝军队30万在将军蒙恬率领下北击匈奴,扫清了阴山m南的匈奴势力。秦在黄河以北地区驻扎军队,在河南之地设立郡,从内地移民三万垦荒守边,并调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长城,对秦朝政治构成了致命的伤害。但在汉武帝数十年对匈奴的战争中,女的战役有三次,即河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迫使匈奴向西北远地迁徙,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西北地区的威胁。汉朝打击匈的结果是打通了西域。而著名的“丝绸之路”不仅交流着物质,也沟通f中外的文化,这就是汉朝打击匈奴后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
8.试述分封制向郡县制度的转变。
答: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分封制的反复。秦朝实施郡县制,守旧的读书人因反对这一新制,遭到了坑杀,但分封的观念依然大有市场。秦末的暴政激起万民反抗,不少六国贵族的后人试图利用民心恢复旧制,典型的表现就项羽以“霸王”的身份“封建”天下。就是战胜了项羽的刘邦,在很女程度上也是分封主义者,他的封异姓及叫同姓不王”,都是证明。Ⅸ文帝、景帝时期,西汉同姓分封制相对稳定,不少诸侯国经济文化女声有色,如吴国的煮盐冶铸,河间王的致力礼乐、学术,梁国对文学士的网罗等,但是不久矛盾就爆发了。王朝在分封诸国时,是把等礼法放在首位的,封国任何势力和权力方面的增加,都会被视为甲廷的冒犯;而诸侯国随着实力的增加也逐渐坐大。双方找不到共存的平衡点,就只有战争。在西周,封建诸侯所以成功,在于当时众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部族的存在,共同的文化基础尚未形成。这都限制着王朝与诸侯必须共存共生。汉代这样的前提已经消失,诸侯国只会片面发展自己而不顾朝廷。汉景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标志着分封诸侯的做法彻底过时。经过汉武帝一番切实的削弱政策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唯一的政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政治大一统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9.试述两汉朝廷选拔官员的文化标准。
答:两汉朝廷选官的方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有许多科目,其中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血著。孝廉即孝子廉吏,是两汉人仕的正途之一。被举的人一般都是州郡的属吏和经学儒士。茂才即秀才,与孝廉同样重要。举人侧重政治才干,人数较孝廉为少。贤良方正文学科,目的是广开言路,每当有天灾时,便多有此科,意在选出能“究天人之际”的读书人,对朝廷有所明示。三科中,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在学问。可以这样说,三科取士是政治,也是文化行为,对化导社会以道德身,以学问扬名,有着非常实在的作用。征辟也是两汉征集贤士为官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中央地方并行。在中央有皇帝征辟和公府征辟,在地方有州郡的征辟。皇帝的征辟最荣耀,但不经常。公府和州郡的征辟是士人主要的人仕途径。因为两汉风尚是,有名望的公卿,以能罗致天F名士充当自己的幕僚为荣,所以,天下英才俊士,往往以此作为出身捷径。汉代的考试是与察举相伴而行的,察举出来的人是否任用,还须经过各种考试,种类有皇帝策试、公府考试、博士弟子课试等。以上内容就是两汉选拔官员的文化标准。
10.试述两汉经学的作用及变化。
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内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顾实际地得到实行。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已经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健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舅始”之说。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失德”该有亲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流传开来。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汉建与新朝。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经学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滩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然太平。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东汉建立后,像“;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见谁敢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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