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江苏自考本科《中国文化概论》试题及答案（16）

　　第二章

　　11.两汉儒学独尊为什么会养成一个士大夫阶层?

　　答：两汉儒学独尊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从这时起，儒学之士利到了提拔和重用。特别是从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东汉时已形成“累世公卿”的局面，许当家族的成员连续数代以“家学”做三公的官，儒学之士更是庞大官食机构的骨干力量。这个阶层逐渐形成一种联系紧密的以家族为中寸的地方势力，达官一般都是经师，想人仕的人必须向他们习经术，僚之间渐渐形成“门生”关系;作为地方官又可以聘用属吏，“故吏”系得以形成。汉末许多割据一时的诸侯都有这样的私人联系为仍托，如袁绍集团等。这个阶层与外戚和宦官比是社会的“清流”，是下的人望，影响力很大;他们也极其风流自赏，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仑和门第。而魏晋以后的门阀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2.试述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

　　答：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上头的结果。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但更深层的原因房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从司观上看，作为王朝官僚阶层主干力量的世家大族，未必有意地要夕裂，充其量只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问题出在这个阶层由于获得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而变得无所作为、精神腐朽。自从曹丕实行“九晶中正制”以来，已经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由于这个阶层高官厚禄可以世袭，带来的多是腐败的后果。这后果主要有两点，一个重要表现是士人的不恤国事，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奢侈腐朽。而奢侈的生活要维持，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贪污受贿之风大行其道。国家如何不亡。所以，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其后果就是：从西汉重儒术起，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到汉晋之际，已经被权力腐蚀，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因此，西晋灭亡是必然的。

　　13.试述南朝政治及士族文化。

　　答：南朝自东晋始，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东晋得以立国很大程度上是世家大族抬举”的结果。东汉以后，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经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高门与寒庶，不相来往，不共交游，更不可能通婚。连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极盛必衰，大族的炙手可热，埋下了衰亡的根子。一个表现是在政治事务上变得极其懒惰，当官一定得是清闲的，任何忙碌的官职通通不干;久之必然实权旁落，寒族势力趁机崛起。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即他们是书香门第。当他们在政务上懒得多问时，他们就把大量的热情投入到文人的雅事之中，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这些在他们都是风流自赏、向社会自明身份的凭藉。实际上，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也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这个权力，即使在士族政治失势时也基本没有跌落。因为寒门势力在政权上可以得势，但他们不能不与士族合作，在文化方面不能不向士族看齐。所以，南朝的寒门就是当了皇帝，也不忘当诗人，把土子召集在身边，附庸风雅地吟诗弄赋。即使在政治上失势的士族分子，越来越像文丐，但全社会地“尊重文章”却一天也没碱色。唐代诗歌的鼎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朝的风尚拖带出来的。

　　14.试述永嘉之乱后开发江南的过程。

　　答：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的开发带来了生力军。北方在经历着社会经济的倒退时，南方却获得了大开发酌机会。朱大渭在其《六朝史论》中曾这样描述魏晋以后南方的开发情况：直至两晋，汉族和汉文化在南方的发展，还只是限于长江流域的沿岸，以及从荆州南下，通过湘州(今湖南)逾五岭而至广州的交通绒上，以及以广州为中心的一些点线。东晋时北方人大量地南移，再经过宋、齐、梁、陈四代，南方的开发逐渐扩展开来。大体上从长江中派向南，湖南的湘水流域，江西的赣水流域，广州的珠水流域，都得到深度的农业开发，并且连线成面。此外，四川的中部与北部，长江以北的淮河、汉水流域，也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开发。不过，开发最深入经济水平最高的还是长江下游地区，如太湖流域，今浙东绍兴、上虞地区等。随着农业经济的开发，商业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南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及军事重镇荆州和益州都是当时重要的城市，在一些城市的门外，还兴起了草市，显示着商业经济的活跃。四通八达的长江水运则成为南朝经济交流的纽带。以上就是永嘉之乱后开发江南的过程。

　　15.试述佛教的传播及南北特点。

　　答：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人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最早传人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迅速，到三国时，据载在今徐州一带就有成千上万的信众。也大概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到了魏晋之际，佛教教义已经以大乘经论为主。大体而言，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以般若学为主，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之后有鸠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后期以涅檠学为主，代表人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有极大的热情。皇帝信佛以梁武帝为最甚。他曾经四次出家，大臣每次都用上亿的钱把他赎回。此外如齐代的竟陵王萧子显，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都崇奉佛法。不过，南朝士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谈理”，这实际是延续了玄学清谈的习惯，他们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在接受外来宗教时显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得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北朝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这与北朝多内迁的新兴民族有关，这就使佛教普遍深入民间。南朝信佛喜欢兴建寺院，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佛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士，或求当世福报等。出家在生命的层次，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在现实层面，可以摆脱沉重的租税赋役，所以]C朝僧人特别多。到北魏末朝，僧人已经多达两百万人，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由于大量的人口成为佛教徒，使国家既缺少兵源，又缺少税源，大量的土地也被控制在寺院手中，形成寺院经济，直接妨碍了国家利益。所以，在北朝出现了两次大规模地灭佛，一次是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一次是在北周武帝宇文邕时期。不过像北周武帝的灭佛，主要在于富国强兵，因而所谓的灭佛实际是只破僧寺，不反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