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江苏自考本科《中国文化概论》试题及答案（17）

　　第二章

　　16.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融合。

　　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南朝被融合的民族主要有蛮、侯、俚、僚等。这些民族政府或用武力迫使他们成为国家纳粮交税的编户齐民，或在这些民族聚集区内设立左郡、左县直接统治。经过长期与汉族的杂居，族群界限逐渐消失北方边地民族内迁的过程同样也是融合的过程。十六国时代州多政权的建立者，都对中原文化有较深的熏染。因为只要他们在刊原建立国家，只要他们接受农业生产方式，就不能不接受中原文化。如北魏鲜卑人汉化的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我们不能将北剖的民族融合简单地视为汉化，融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胡化”，北朝人信仰佛教的人数众多，因此，佛教使北朝族属各异、文化不同的人群，有了共同的精神信仰，为民族融合提供了一道地平线。但更，重要的是，不论是在观念的层面还是在实际生活方面，北方都着边地民族风尚的熏染，如胡服的流行、胡床胡坐、胡乐的兴起等。这样经过长期而深入的胡汉文化间的互相熏染，一种既不同于汉亦不同于胡的刚健、质朴的“北方气质”已经形成，它与南方的细致、灵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南北民族融合的差异，是南北人民数百年艰苦的开辟和深刻的融合获得的文明新成就。这正是南北民族融合新差异的价值所在。

　　17.试述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

　　答：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主要有三点：①尚武精神。唐朝立国以后，展开了比秦汉更大规模的开边拓土，最强大时疆域东到朝鲜半岛，西与今天的伊朗接壤，南到越南，北逾大漠而人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唐朝所以有这样强劲的军事实力，完成这样大的开拓，一句话，在它精良的府兵，而府兵的精又以北方传统为背景。北朝以来实行的府兵制到唐朝得到继承。此制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但关中(今陕西、甘肃东部)地区最多，数量几乎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但习惯于农田耕作的农民，仅有农隙的短期训练，无论如何都不会马上成为驰骋沙场的能手。只有一种解释，唐朝早期之所以采取府兵制，依仗的是北方尚武精神。另外，对马匹的热爱又是初唐时代的普遍时尚，如打马球及骑马射猎在上层社会特别流行。再者政府对马政特别注意，在陕甘地区建立大量的军马场，马的品种是经过杂交改良的，而且价格便宜，便于参战的府兵白备。所以说，唐朝若没有它从北朝带来的尚武精神和能征惯战的习性，其赫赫武功是不可想象的。②开放的民族政策。在唐朝，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对异国之人，基本都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唐太宗曾颇为自许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与其说是唐朝皇帝思想境界高，不如说他的北方文化传统赋予他这样一副心态。这是因为关陇贵族胡汉共处的文化经历，使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严夷夏之防”一类的狭隘族群观念的根本。唐对异族心态的开放，可以由文成公主出嫁一事看出。所以，心态的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唐朝对异族除那些侵扰边境者进行军事打击外，一般都采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让这些部族自治。在边疆地带，王朝或设都督府，或立羁縻州县，但基本都用部落族长为首脑。而数量众多的边地贵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职，也是唐朝特有的现象。这不限于境内，来自日本的晁衡和朝鲜的崔致远都可以在朝任职，可见唐朝气魄之大、包容之广了。更重要的是，唐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在东亚前所未有的以强大的唐朝为中心的部落民族大联合，以及日益高涨的学习唐文化的运动，使边地民族纷纷效仿唐朝制度，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体系，并热情地学习着中原的一切文明生活方式。唐人也在热心地向他人学习，如胡服、胡床、胡乐等。而著名的玄奘取经及其试图建立原汁原味的佛家教派的努力，与唐人特有的对异域文明的热爱有相当大的关系。总之，当时的首都长安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融会场和集散地，这里可以看到来自亚洲各国的人员、文明、物产，也可以看到来自边地、异国的留学生和遣唐使，其文化影响甚至远及欧洲。③崇佛教与重诗文。唐代是一个宗教文化的时代，佛教、道教、儒教以及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袄教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信众。朝廷文教基本是一种以儒学治国(表现是以儒家经典选择政治人才)，以宗教治身并允许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其中尤以佛教最盛，最盛的原因与王室的北朝背景大有关系。从总体看，唐人对宗教抱的不是南朝时代“偏于理”，而是北朝的“偏于教”。早期的皇帝都热衷于佛教。如武则天就诡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化身，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这样的欺骗手段，不是她偶得的灵感，而是来自她宗教的虔诚和迷信;这样的手法能够奏效，也正是普遍信仰佛教的结果。北朝式的宗教信仰，使佛教在唐代达到了极盛的局面。佛家的高僧们受着中国宗法的启发，通过对佛教经典的诠释，建立起各种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净土宗、禅宗等。诸多宗教各呈异彩，分流并进，最终形成禅宗独占天下的局面。另外，在唐代诗歌、文章大兴，太宗、玄宗都好舞文弄墨，唐太宗做秦王时开学士府，延揽十八学士。初唐公认的上官仪、沈佳期、宋之问等对唐诗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们都是宫廷诗人，聚集在一起吟风弄月是他们的常科。北周朝廷因为对南朝诗歌的酷爱扣留过诗人庾信，现在皇家不需这样做了，大唐有的是才子，只要把他们拢聚在一起就可以尽情风雅了。连国家选拔政治人才的科举考试，都加上诗赋内容，如果王室没有北朝心态下对诗赋文学的狂热，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唐朝统治者对诗文的重视，从而使传统的诗文重新振作起来，成为一代读书人的大事，并终于繁荣成一个伟大的诗文时代。

　　18.试述唐朝在民族关系上开放精神的体现及给北宋带来的影响。

　　答：在唐朝，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对异国之人，基本上都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但这种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则使北宋立国更为艰难。因为唐朝在强盛时，作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带动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进步。一旦中原政权在晚唐五代变得衰弱时，那些早就享有较高自治权力的边地民族，则乘机内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北方的辽、西北的夏无不如此。两汉时边地民族的内迁是以部落的形态杂居，而北宋建国时，发育于唐代的北方异族政权已经在那里等着与它较量，所以，它必须面对历史的结果。为防御北方政权的南下，它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养兵开支的耗费前所未有。但对付北国兵马，宋军却几乎是屡战屡败。因为北宋建军思想过分借鉴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而陷入严重的局限，如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这给北宋开国者的印象太深了，致使皇帝对将领极端猜忌。北宋一建国，马上“杯酒释兵权”地解除了战将的指挥权。平时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打起仗来，将军得照着由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战，所以没有不失败的道理宋朝虽然忌讳武人，但对文臣却是非常信任的。宋代基本延续了隋唐科举制度，并多加改进，使之日趋严密。每次开科取士的人数较唐代大大增加，考试及格马上录用，不及格者，则可以由皇帝“恩赐”进士出身。对士大夫的优礼，也空前隆重。首先是俸禄优厚，在职及退职的官员都有厚禄;其次文臣到一定级别的都可以享有子孙补官的特权，称为“荫子”之制，不仅“荫”同姓子孙，也可以“荫”异姓亲戚。凡此种种，造成了一个待遇丰厚、养尊处优的庞大官僚阶层。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就了一个庞大的利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这一切，追溯其源，都与唐朝在民族关系上的开放精神有着直接的链条般的联系。现实上，北宋不能不面对唐朝崩溃后的局面;观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经验教训。所以，两方面都促成着一种情况，就是北宋立国艰难的处境。

　　19.试述两税法的作用。

　　答：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用杨炎的建议，颁布实行：两税法”，对赋役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不仅使唐王朝摆脱了经济困境，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种王朝治国观念的变革，所以，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影响至深。两税法首次以官方政令的形式，公布了一种与传统重农主义不相同的国家观念。两税法的核心是“唯以资产为宗”，它改变着将工商业视为浮末、不道德行业从而严加限制的做法;也改变着将土地的占有，视为威胁国家安全从而严厉打击的旧做法。尽管它并没有表现出保护工商业及大地主利益的积极性，因而存在着重大局限，但政府现在已经初步懂得以经济的手法管理国家经济的道理，因此无意间也承认了一切私人的赢利活动是合法的，从而引起所有制观念的更新，这放开了一条缺口，使地主阶级、工商业者放开手脚去兼并土地、经营产业，贫苦的社会阶层也因此获得了一点自由，即清贫可以少出或不出赋税。他们就可以用契约的方式向地主租赁土地，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多了。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唐朝中期以前，人民起义的矛头多指向朝廷，中唐以后则更多地指向地主，北宋初年王小波起义提出的口号是“均贫富”，以后造反甚至是要“替天(“天”指皇帝)行道”。凡此种种都表明着社会的变化，重要的特点是两税法的实施，为社会的富人和穷人都不同程度地松了绑(富人受惠当然更大)。正因如此，唐宋之际才出现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高涨。

　　20.试述唐宋间南方经济的高涨。

　　答：自从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转移，直到南宋才基本完成，这期间形成了南方经济的高涨。中唐以后，南方的水稻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人们大兴水利，促进着稻作农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曲辕犁也被广泛使用于水田了;插秧技术得到推广，早熟的品种被引进到那里，这一切促使着稻米产量大幅度提高。“苏湖熟，天下足”，南方的稻米对减轻全社会生存压力有重要意义，也是唐宋时期国脉所系。此时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进入了全面开发耕地的时期，以上这些都显示着实行新税法对农业开发的刺激作用。南方的粮食产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开垦出来了，有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茶叶在唐代就成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内全社会的日常消费。在全国贩运茶叶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茶树、桑树、漆树、竹子广泛栽植。经济作物的发展即手工业的发展，南方人以特有的灵秀(其实是生产经验累积的结果)制造着漆器，编织着竹器，纺织着精美的丝织品。陶瓷制造业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后逐渐南移，到宋代，景德镇已经变为天下瓷都。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际成为老百姓的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进展。生产的高涨一定会带动商业贸易和都市文明的发展。唐宋两代南北经济交流十分活跃，陆路交通之外，大运河和长江成为全回经济交流的大动脉。由于联系东、西亚的丝绸之路的中断，商人们把注意力投向海上贸易。在许多交通要道，集市贸易空前发展，大运河和长江沿岸及东南沿海大都市纷纷出现，十分繁荣。“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长安、洛阳、开封、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当时著名都会，而且扬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都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育而发达起来的，是富甲一方的经济中心。以上就是唐宋间南方经济高涨的概况。